史小博

我们改变的是人心——北大会商制度的结语

2011-03-31T21:14:00.000-07:00

也许这会是近来关于会商制度的最后一篇文章。

任何关注会商制度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那便是，会商制度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关注发生任何的改变。媒体与全国的舆论监督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延迟会商制度起效的时间，哪怕可能是一周，但是本质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批评食堂涨价的同学终究要被会商，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把这个同学从2010级的推迟到2011级的而已。这也许会让你感到有些失望，但是我们明白，这便是中国。

我是在南方周末真正想通这个问题的。在南方周末实习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知道编辑与记者都走光了，我还呆在办公室。因为我知道，每天都不停的有全国各地的电话打来，哪怕是深夜十一点也是如此。这些来电全部都是各类冤假错案，有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有惨无人道的强制拆迁，有令人潸然泪下的弱势群体遭遇，还有因为公权力被迫害的走投无路的人。我知道，哪怕我接一下电话，尽管于事无补，但还能有一丝安慰。

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公民在走投无路之时，不会找法院，不会找政府，不会找警察，他们只会找媒体，乃至只会找南方周末。拿起电话的时候，我不会建议他找用所谓的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我们国家，法律从来就不是公民的挡箭牌。但是实际上，我只能记下他的凄惨经历，还要提醒他言简意赅，以免影响其他读者来电，因为南周资金所限，并没有那么多台电话接受读者来电。当一个国家的苦难变得无法承受，一切都变得残忍起来。

他们会以为给南周打一个电话便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不知道他们从来不孤独，中国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等待南周作为选题，即便是南周决定选题，写出稿子，等待稿子的是五道审查关卡，任何一道关卡都有权否决这篇稿子的发表，即便最终得以发表，是否能引起全国媒体与门户网站的联动，南周当完出头鸟无人响应被整顿的事，从来不是第一次。即便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手握解决问题权力的人完全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们没有坦克，没有枪，连一把水果刀都没有，仅仅有一支墨水都快用完的钢笔，我也赞同没有人会在意我们，跟别提怕我们了。

总而言之，一切问题到了媒体，就已经是无法解决了。这很残忍，但是是事实。我想这是任何企图通过参与媒体让中国变得更美好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媒体不是这个国家的救国利器，反而当一个国家仅仅只有媒体才能主持公道之时，等待这个国家的只能是溃败与凋零。当然有些人加入媒体（诸如人民日报CCTV）是为了加速国家的溃败与凋零，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媒体承受着四面八方的压力，它甚至要承载一个国家的苦难，承载这个苦难的代价是惨痛的，随时可能把自己搭进去，因为太多人惦记着“监督媒体”，抢夺“新闻话语权”，“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让胡说八道的媒体付出代价。收容遣送与非典事件及时报道，前者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后者拯救了千万人的性命，但等待着媒体人程益中的只能是被法院起诉，被公安局抓捕，乃至最终被强有力的边缘化，这已是善莫大焉，毕竟做成了一件事情，还有太多媒体人事功未成，便提前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

我完全同意从事媒体，并不能拯救这个国家，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国家走向溃败，用一篇篇报道记录下国家走向索多玛的全过程。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写，媒体还要做，因为媒体改变不了国家，文字改变不了体制，却可以改变人心。文字拥有穿越时空，打败时间，改变历史的魅力，胡适与鲁迅先生的文章穿越时空，改变了我，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心灵，我在此之前不过也是教育体制下生成的毫无主见的主旋律青年而已。因此我愈发珍惜人心的意义。

人心是一个国家重建的所有基础，是一个国家重新改写命运的希望，也是一个国家有资格拥有改变的本钱，总而言之，它是一切的根本，乃至重于改变体制本身。笑蜀老师所谓“围观改变中国”，从此处理解也有了新意。此处为笑蜀老师离开南方周末，致以崇高的敬意。

为了人心，我们要写。

2011/4/1
于北京大学

给学工干部的话：

对于会商制度的批评，最后还引来很多学工干部让我举出证据，包括会商制度“会商”偏激学生的证据。我承认，会商制度本身目前并没有会商偏激学生，但这并不是学工系统的手下留情，而是全国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所带来的压力。

会商制度仅仅是北大地下维稳体制浮出水面的尝试，而众所周知，北大地下的维稳体制，乃至高校维稳体制，恰恰是所有媒体不得报道的敏感点。这也是此次我抨击所着力避免的地方。我所掌握的证据，全部涉及的是在校的北大学生，敢问其中有几人愿意出来公开指证学校对其罪恶的维稳呢？恰恰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铺天盖地维稳制度的存在。这就是中国，被维稳的战战兢兢，维稳的有恃无恐，邪恶与正义被完全颠倒过来。

当无人出来指证罪恶之时，并不代表罪恶不存在，恰恰是罪恶如日中天之时。

思想偏激学生迟早要进入会商范围，罪恶从来都是自证的，最终我的批评变成了现实，我对了又有何用，任何人都知道我写这么文章，不过是为了阻止它发生。

批评我的资深学工干部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因此你们这种有恃无恐的反问，让我感到一丝寒意与恶意。其实，这些话，说破就没有意思了，对么？

送给其他大学同学的话：

请你们持续关注北大的会商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中国的大学生，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将会以燎原之火的势头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

全国有许多大学生向我反馈了关于他们学校类似的“会商制度”，许多学校已经成型，甚至完全建立，这不仅告诉我们，北大的形势不容乐观，全国的形式不也是如此么？如果你还有信息，Email：Psychology2012@gmail.com 你的信息会完全匿名，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反映情况就从来没有匿名过，但在我这里，是匿名的。

即便会商制度无可避免的建立，这并不是我们放弃的原因，我们改变的是人心。

送给媒体与公众人物的话：感谢你们的曝光与跟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冷漠与麻木，北大面临会商制度之时，你们完全可以冷眼旁观，毫不关己，要被会商的不是你们。但你们还是愿意冒着风险出来说点什么，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勇气与善意，我作为一位很普通的北大学生，对你们表示感谢。这完全是你们的道德良知做出的选择。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言，我所敬畏的仅仅是头顶的灿烂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这句话是他写给你们的。

不知道会商制度是什么？请看：

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http://blog.renren.com/blog/308446797/718709184?frommy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c7e7eb0100sx5t.html

北大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

http://news.163.com/11/0325/03/6VV9LSVK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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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会商：一项支持学生学业的工作探索——访学生工作部查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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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同学反思：评北大“会商门”事件

http://blog.renren.com/blog/39642942/718621457

就会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师生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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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会商制度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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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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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吧

2011-03-29T20:21:00.000-07:00

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吧

孙宇晨

北大会商制度被曝光已经两周有余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北大可能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了全社会的对立面。无论是普通北大学生，还是在北大教书的老师，普通的大学生，乃至普通的一位工人，白领，商人，活跃于中国高校的知识分子，因拍裸照而红的女模特，全国各地保守的党报与党媒，知名当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一次全部似乎商量好一般，站在了北大的对立面。

平时北大遇到任何公共事件，都会像一只鸵鸟一般把自己插在沙堆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罢了。社会上的舆论往往会分化为两类，支持北大的，反对北大的，在众生喧嚣之中，渐渐支持北大的舆论占了上风，这次舆论危机也就过去了吧。即便是反对北大的声音占多数，大家也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也就过去了。而这次北大还是这样做的，但恐怕是不灵了。

不得不说，北大这次真的站在了全社会的对立面，这场危机也从北大一个部门的工作失误，上升为了对北大整体精神与现状的探讨与反思。也许北大学工系统的老师，觉得会商一位思想偏激的学生，并不是一件错事，因为他们之前早就如此做过，甚至批评食堂涨价两毛钱也属于思想偏激，这也并无逻辑未通之处，他们更想不到一个由他们看来司空见惯的条例，竟会在整个中国，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我想，这唯一能证明的，便是他们的良知与价值评价体系，与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去甚远了。

我至今无法忘记，一位在北大教学岗位工作多年的教授听闻此事是如何的痛心疾首；我也无法回避，一位北大学弟在得知会商制度后，对北大现状与未来的迷茫与悲哀，这几乎打碎了他年少的北大梦；我更见到，一位普通的中国白领在得知北大的会商制度后，对于中国的未来都产生某种程度的绝望，最近一位学妹给我说，她听过一些北大会商制度的笑话，“听得时候想笑，听完想哭”。这几乎伤害与打击了所有对北大怀有好感，乃至深切感情的人。我知道，也许学工系统的老师会认为，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尤其是在人民感情已经被三番五次伤害的时候。

我知道为何北大受此苛责，因为几乎是北大已经忘记自己前世今生之时，全中国人还替他记着。北大自己便诞生于一起“思想偏激”者发动的“极为偏激”的改革运动，当1898年，光绪皇帝将维新变法昭告天下时（令人悲哀的是其诸多主张今日看来仍属偏激），引保守派之舆论大哗，这场“偏激”改革随后便遭到了保守派的毁灭性打击。八十三天后，北大作为刚刚诞下的早产儿，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屠杀于菜市口的闹市之中。历史的玩笑在于，凶手将屠刀举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北大头上，他犹豫了。北大居然成了这场“偏激”改革留下的唯一遗产，这告诉我们，在最为极端保守反动的人看来，为一个国家留下一些偏激的种子也是必要的，一个国家若是没有偏激者，只恐怕亡国之日不远。这个国家，北大成了那个举国追杀偏激者之后留下的种子，留下日后生根发芽的希望。

果然这场“偏激”改革被镇压两年后，1900年风雨飘渺的中国遭遇亡国大祸。作为种子的“偏激”北大更是被国人寄予了挽救中国命运的希望，北大最终没有辜负这份期许，在蔡元培这位“偏激”父亲的指引下，北大主导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生生将中国的国运扭转过来。当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在当时社会，也足以掀起轩然大波，一批保守主义者主张枪毙这群“敢倡乱道”的偏激者，只是所幸他们没有成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这三只兔子是这群“偏激者”的头子，而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则是这批偏激者的主将，傅斯年罗家伦这批学生领袖则是“偏激”传统培养出来的国家最为可靠的接班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是这时才写入了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理想的灵魂，蔡元培的北大，既容纳了让反动者咬牙切齿的新派人物，更容纳了公然反对新文化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是某种程度的偏激者。无须讳言，这时期的北大几乎奠定了中国学术从学科建制到学术灵魂的所有基础，这份学术基础与学术灵魂就是“偏激”的，北大有过偏激的过去，也有过平庸的过去，但我敢说，即使是最为保守的反对者，也认为这些最为偏激的过去，才值得北大去纪念，才得以北大去尊敬，真正写入北大的传统。

近日元培学院组织学生清明节去给蔡元培献花，以表达对蔡元培校长的尊敬与纪念，我不知道他们鲜花的时候会给蔡元培先生讲些什么。您当初拼死舍身保护的偏激学生，现如今被谈话，被警告，甚至是纳入了会商范围？您当年所力倡的偏激传统，于今日之北大，不仅是一项不小的罪过，而且是会商制度下最显眼的一群人？为纪念您所命名的元培学院，竟成了第一家试点会商制度，打压偏激传统的主要阵地？我想你们还是不要去了，你们不去那里，便是对校长最大的尊敬与纪念，去了，则是一种侮辱，对你们是，对校长更是。

短短不过百年，这些往事，北大全忘了。可是却有人替他记得。这个人便是整个中国。想当初北大倡导偏激引得社会舆论围剿，而如今北大会商偏激却引得舆论痛心疾首，这恐怕是北大建校百年来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这一巨大反差象征了中国舆论的进步与光荣，却是北大这位贡献者百岁之时的悲哀与耻辱。

国事日渐不可为，蔡元培校长的过往不复如今，北大的形式飘渺至此，我们无所奢求，只希望北大的校方如当年的慈禧太后一样，手下留情。

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吧。

2011/3/30
于北京大学

下面的话，送给其他大学同学，请你们持续关注北大的会商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中国的大学生，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将会以燎原之火的势头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

第二篇文章时，我贴上了这句话，全国有许多大学生向我反馈了关于他们学校类似的“会商制度”，许多学校已经成型，甚至完全建立，这不仅告诉我们，北大的形势不容乐观，全国的形式不也是如此么？如果你还有信息，Email：Psychology2012@gmail.com 你的信息会完全匿名，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反映情况就从来没有匿名过，但在我这里，是匿名的。

送给媒体与公众人物的话：感谢你们的曝光与跟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冷漠与麻木，北大面临会商制度之时，你们完全可以冷眼旁观，毫不关己，要被会商的不是你们。但你们还是愿意冒着风险出来说点什么，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勇气与善意，我作为一位很普通的北大学生，对你们表示感谢。这完全是你们的道德良知做出的选择。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言，我所敬畏的仅仅是头顶的灿烂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这句话是他写给你们的。

不知道会商制度是什么？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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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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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会商：一项支持学生学业的工作探索——访学生工作部查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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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同学反思：评北大“会商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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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会商制度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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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的工作方式——北大会商制度如何解决？

2011-03-28T03:47:00.001-07:00

鬼子进村的工作方式——北大会商制度如何解决

昨日看了大家的很多回复，让我感到有继续将会商制度讨论进行下去的必要，这是第三篇文章了。

北大学工系统一直以来，秉行着一种非常彪悍的决策工作方式，便是所有与北大师生相关的决策，都不无需通过北大师生的批准，便可付诸实施。这种工作方式长此以往，让学工系统的人觉得通知北大师生都变成了一种多余的行为，因此后来不仅丧失了批准权，连知情权渐渐都沦落了。当然，北大学工系统也会与相应的学生代表进行听证会，座谈会，但这些学生代表的唯一意义，只是不让这种彪悍的决策方式显得过于简单寒酸而已。

会商制度的曝光引起舆论大哗，只不过是学工系统长期以来决策方式致命弊病的暴露而已。北大的学生老师几乎是一夜醒来，通过满大街的报纸与满屏幕的新闻，才知道学工系统准备将自己放入会商制度的实验之中。北大有诸多众所周知的悲伤往事，如一塌糊涂BBS的塌杞，如未名三角地的覆灭，都是通过这种近似于珍珠港的快速偷袭来完成的。

我们上次在中国土地见到这种决策方式，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期，侵华日军在华北平原的主要统治方式，用当地人话总结，便是“鬼子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村民也几乎一夜醒来才发现已经被大东亚共荣了，当然我们知道，鬼子已然与当地的村民代表商量过，是当地村民代表邀请的。众所周知，在那几近亡国的岁月中，找几个汉奸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这时有人反驳我，虽然大家承认此二者都是“偷偷的进村”，但是毕竟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鬼子是为了奴役中国人民，而北大学工系统为了大家好，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此我表示完全同意，当初三鹿也是为了强壮中国人，提高蛋白质含量，才加了那么多三聚氰胺，哪会想到居然有婴儿顶不住药性而引发惨剧呢？当初富士康也是为了响应员工需求，让员工多劳多得，才设置了发指的每周100小时工作时间，哪会想到居然有员工心灵脆弱到居然跳楼寻死呢？地沟油，毒大米，黑心棉也都是为了提高中国人的抗辐射抵抗力，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好。

以上我自然也是完全同意的。对于这一切的决策方式，我们应当正确看待，乐观面对学工系统工作的细微漏洞与问题。因此，我打算怀着感激之情，谈谈接下来的会商制度应该如何解决。

实际上我知道我仅仅是杞人忧天，北大学工系统的人早已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会商门’事件也再次暴露了北大在新闻发布和媒体公关方面的缺陷。”（见评北大“会商门”事件）是北大学工系统话语权的缺失，未抢占新闻真相高地，丧失新闻主动权，才酿成了今天的局面。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三鹿如果早点知道这点，中国婴儿对抗结石的能力还会进一步提高，富士康要是早点知道，也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工的抗击打与勤劳精神，向每周150小时工作时间迈进。新闻媒体如果进一步提高觉悟，中国人民的防毒能力也能取得突破。

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建议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否定新闻真相的存在，否认这个世界有颠扑不破的事实。这个世界似乎是谁把握话语权，谁说的便是真理，但往往我们知道，极力鼓吹这一论调的人，往往手中沾满了谎言的污泥，因为他们永远认为：“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谎言没人相信，并不在于它是谎言，而是重复的次数不够多，宣传的范围不够广。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从来都不缺公关的人才，做好公关，无非是钱与强力（乃至暴力）两项，真相并非战无不胜，往往在此二者面前折戟沉沙。中国最好的公关人才便是蒋介石，申报是民国第一大报，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战无不胜（我们可以认为此二者公关工作没做好），到了蒋介石任下，委员长先是重金收买，收买失败之后，直接派人将申报掌门史量才迅速暗杀，干净利落，从此报业万马齐喑，委员长心患已除。不知这是不是一个抢占新闻高低，争夺新闻话语权的公关好例子。

如果你看到这里毛骨悚然，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啦，学工部顶多是想掩盖一些事情而已，保住他们可怜的乌纱帽，他们平常温柔可爱，杀只鸡都不敢的。所谓公关很简单，无非是拿钱收买，或是威胁警告，利用人脉，抑或是多管齐下，总而言之，让自己多发几篇文章，让别人少发几篇文章罢了。北大官网首页多发两篇文章，也算是抢占了北大的新闻高地，只可惜外界没人看，你们还要想想办法。

第二种方法，我本来是不打算讲的，因为我没指望有人会听。便是学工系统真诚与北大师生对话，对会商条款进行修订，重修北大形象，接续北大师生对话解决问题的好传统，甚至恢复北大师生在决策问题上的知情权，乃至发言权。当然我知道这基本是不可能的，日本人讲大东亚共荣的时候，我走过去让他们退出中国，这不仅没人会听，而且要冒着活腻了的风险。

我知道第二个方法是对牛弹琴，因此就写了这么点。

其实该怎么做，他们比我更清楚。

2011/3/28

于北京大学

下面的话，送给其他大学同学，请你们持续关注北大的会商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中国的大学生，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将会以燎原之火的势头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

第二篇文章时，我贴上了这句话，全国有许多大学生向我反馈了关于他们学校类似的“会商制度”，许多学校已经成型，甚至完全建立，这不仅告诉我们，北大的形势不容乐观，全国的形式不也是如此么？如果你还有信息，Email：Psychology2012@gmail.com 你的信息会完全匿名，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反映情况就从来没有匿名过，但在我这里，是匿名的。

不知道会商制度是什么？请看：

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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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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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学业会商：一项支持学生学业的工作探索——访学生工作部查晶老师

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1-03/26/content_196188.htm

评北大“会商门”事件

http://blog.renren.com/blog/39642942/718621457

公关：奴才的通行证与纳粹的墓志铭——评北大学工部的一些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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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就会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师生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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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2011-03-27T08:45:00.000-07:00

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孙宇晨

看了昨日诸多同学回复，以及北大官方对会商制度的回应，我觉得还有必要写些什么。

会商制度将北大学生共分为十类：“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而对着十类同学进行相应的“会商”处理。

“会商”以官方的说法，叫做“所谓会商，就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如教学、教务、心理咨询、后勤服务等部门的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这段话很长，大家肯定也不会仔细看。这与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样，都是看不得表面文章的，否则你一个字也看不懂。下面我就给大家细细解释下，什么是会商。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会有许多弱势群体，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弱势群体在反右时期，是指那些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文革时期，是那些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人，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这些定是不陌生的，我们国家的朱镕基总理也是右派出身，国家主席也曾被活活虐死，不少中共的高级官僚对曾经的惨状与浩劫至今都是历历在目的。若是有同学并不明白所谓反右与文革，那么姜瑜老师的话将对你很有帮助，你被扣上帽子与成为弱势群体的下场就是，“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任何法律都保护不了你。”

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切很遥远，其实就在今天的中国，弱势群体也是遍地都是，弱势群体往往是国家机关用概念鉴定的结果，它会有一道红线，比方说你信仰某种宗教，比方说你家的房子影响了国家的建设，比方说你的言论不对某些人的胃口。弱势群体的标志便是你已经不再是个人，对于你的任何处理结果，都是无需征求你同意的（虽然通常是建议），即便这种决定是拆掉你家的房子，强行将你送到某地，将你关进监狱，正如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他们不再是人，任何对于他们财产与生命的剥夺都是合法的，正义的，毫无争议的，所以年纪大的人听到这一切会毛骨悚然，而年纪轻的人，恐怕因为没有经历，还足以面对。

而大学里，也是有弱势群体的。这些人是所谓网瘾患者，所谓学习困难者。据我所知，查晶老师所言，会商制度也正是从他们先开刀的。当然绝大多数同学会同意，网瘾患者是活该（尽管如何界定网瘾模糊不清），学习困难者也是活该被会商，甚至活该被退学，因为学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对于绩点低于某数值的人进行劝退，学校没有暴力机关，不能把学生关进监狱，也不能拆了学生家的房子，退学与开除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

我是完全同意学工系统的人是出于善意对学习困难者进行会商的，也相信学工系统对于学习困难者的会商通常是避免对学生进行劝退，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的。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一旦你被扣上了所谓网瘾患者与学习困难者的帽子，会商制度对于你“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针对性的帮扶方案”，你恐怕是无力拒绝的，尽管这个方案仅仅可能是建议。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免责，学校对你进行会商后，你退学哪怕去炸地球，都和学校没有关系。同时，若是会商的建议是退学呢，当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你活该会商，活该退学的时候，你不应该期待有更好的结果，即使他们是想帮助你。

这导致今后很可能，所有退学的同学都要事先经过会商制度的鉴定，退学乃至处分这一原本属于非学工部门的权力，将随着会商制度的建立，渐渐转移至学工系统，建议权也将渐渐成为一种强制权。所有学生的开除与退学都必须经过会商制度，而会商制度便拥有了对休学与退学的强制权。当然，这时绝大多数的同学仍然会认为，网瘾患者，学习困难，活该被会商，活该被退学，而且会商制度的第一阶段，查老师已经详细解释过：学习困难者是目前会商制度的重点治理对象。

但是我们会想，学习困难者都被会商之后，带着惋惜与孤独离开这个学校后，下一个会是谁？有九类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九类人不会被会商，也就不会被写进制度里，写进去就注定了被会商的命运。下一波同学，可能会如查老师所举例的，一些因为失恋而心灵脆弱的同学。

心灵脆弱自然是很难解释的，可能衡量标准是你回宿舍抱怨两句，恨死这个女人，恨不得杀了她，也可能是失恋之后捂着被子哭了三天。当你因失恋哭了三天，怀疑心灵脆弱，被纳入会商范围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两件事，一是你几乎一夜醒来就被扣上了“心灵脆弱”的帽子，成了一位“心灵脆弱”者，成为会商制度的目标，尽管你会获得更多关心，这一切却没有一项经过你的同意。你立即变成了一个异类，一个边缘人物，这一切都是帽子与概念定义的强大威力。第二件事情更加可怖，你是一个人偷偷在被子里哭了三天，自以为无人所知，却早已上达天庭，会商之后（尽管可能是秘密的），宿舍的另外三个舍友突然在你看来都分外陌生了，谁说出了这一切，可能是那个党员，可能是那个和你作对的，还可能是那个最不起眼的。总而言之，原本你最信任的朋友，开始变得渐行渐远，他们也可能如此怀疑你，因为会商制度的保密，让你们无从知晓对方被会商。你们的友谊荡然无存。

更坏的情况是，会商制度尽管是保密的，但是不知为何，还是传的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时候你便彻底成为了边缘人群，一个心灵脆弱，可能会影响学习，甚至可能有自杀危险的人。你可能没有朋友，甚至有一个两个也会被怀疑为告密。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一个被扣上帽子的人，边缘化的人，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朋友的。这时尽管可能因为你的积极改造，被摘掉了“心灵脆弱”的帽子，被拿出了会商制度，但你不过是个“摘帽右派”罢了，一个“曾经会商”者。当然，这比起开除来好多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乐观对待这个学校的制度，当然，我这里忽略了因心灵脆弱引发学习困难，乃至退学的人，他们会更惨一些。

当然这时有些同学会说，我学业过关，不谈恋爱，即便谈了恋爱也是铁石心肠，绝不为情所动，分手第一天我就紧密投入了学术与为人民服务之中，只是平常食堂涨了两毛钱我会有所抱怨，乃至对于国家里各类各样的敏感词有所关注，这时我敢肯定，你在会商制度下的下场，绝对不会被心灵脆弱者更好。因为，实际在我看来，会商制度就是为了你设计的——可爱的思想偏激者。

当然这是我的诛心之论，大家忽略就好。与心灵脆弱者一样，你会发现自己抱怨涨价，关心正义公平的言论不知何时便早已上达天庭，被确定为会商对象。众所周知，这种同学在学校是比较招人恨的，吃饱没事关心公平正义，在这片土地本来就是一种罪过。对你最大极限的同情，不过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必呢”。所以，我相信，对于你的任何帮扶，都不会有人同情你，等待你的，将是无可拒绝的帮扶建议。当然，我希望这仅仅是组织你学习人民日报，定期上交思想报告，或者监视周围同学而已，不至于取消奖学金，记过或是开除。尽管我们知道，经过会商制度，学工系统很有可能已经拥有了上述权利。

思想偏激者这群疯子活该被处理，对此我也不敢有异议。但是我渐渐发现剩下的“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我终究未能使自己逃脱其中一项的笼罩，或者我已经在前面的三者中被处理了。从此，学工部门总算是扬眉吐气，坐拥生杀大权，而你想哭不能哭，想笑不能笑，想说不能说，甚至思考都会被人看透，你忐忑不安，仅仅是想避免被会商的结果。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反右也是反着反着才发现似乎全国都变成了右派，文革也是喊着口号打打杀杀才发现自己也加入了反革命的行列。

这个故事似乎变得越来越熟悉，希特勒找犹太人开刀，他们人种不过关，活该被清理，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这帮人思想偏激举止古怪，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追杀工会成员，这帮人平常老是罢工，搞得城市瘫痪断水断电，也是应有之义。最后，他们奔我而来时，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独裁与纳粹永远都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看到这里，如果你寒毛四起，请放轻松，别害怕，学工系统不会这样的啦。我和他们共事很久，他们都是好人。除了想升官一点阴暗功利的小想法，平时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大阴谋，只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在邀功请赏时，却一步步走向了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敌的境地，却一次次摧毁着北大弥足珍贵的价值与精神。兹体事大，事关北大清望与精神，更会影响今后师弟师妹的心情与前途，精神是都是虚的，外人看的（虽然校方显然更看重的是这点），师弟师妹的前途与心情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的一点话，是送给查老师本人的。如果您真有诚意仅仅是帮助学业困难的同学，便删去会商制度中其他九类人的条款，如果您真心帮助北大同学，请承诺会商制度不会采取任何对学生的惩罚与管制措施，并将此郑重写入会商制度的条款（我实在不相信领导的承诺）如果您真心诚意地为北大的同学好，请收回会商潜在对象“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这带有侮辱性质的评论（当然您会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只不过是媒体的歪曲罢了），这对您好，对北大同学也好。

2011/03/27

于北京大学

还有一句话，送给其他大学同学，请你们持续关注北大的会商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中国的大学生，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将会以燎原之火的势头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

新闻链接：
北大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
http://news.163.com/11/0325/03/6VV9LSVK00014AED.html

学业会商：一项支持学生学业的工作探索——访学生工作部查晶老师
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1-03/26/content_196188.htm

相关阅读：

评北大“会商门”事件
http://blog.renren.com/blog/39642942/718621457

公关：奴才的通行证与纳粹的墓志铭——评北大学工部的一些言论

http://blog.renren.com/blog/248153845/718705798

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就会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师生的一封信

http://blog.renren.com/blog/308446797/718562829

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http://blog.renren.com/blog/308446797/718709184?frommy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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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2011-03-26T00:05:00.001-07:00

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就会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师生校友的一封信

孙宇晨

罪恶的北大会商制度终于被曝光了，这是一个旨在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其将北大每个活泼而丰富生命划分为十类称呼充满偏见与歧视的群体，之所谓“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并对于这十类人群进行名正言顺的“会商”，“会商”这个词语充满暧昧与多义，实际上将今后学工系统采取的一切行为正义化与制度化，“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在此处，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含义。

这项制度率先与北大元培学院与医学部试点，这甚至带有一丝骄狂的挑衅气息。蔡元培校长作古仅仅七十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训诫犹然在耳，这项公然粗暴侵犯基本人权与思想自由的制度居然率先在元培学院实施。元培校长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这是想鞭尸，还是想挑战北大人最后的一丝忍耐底线，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仅仅知道的是，这项制度随时有向北大全校推广的可能。这项制度一旦建立，诸位扪心自问，人人皆有被会商的可能，人人皆有被偏见与歧视掩埋的可能，北大四年的草样年华随时可能化作一场无法摆脱的梦魇。

众所周知，北大在此之前已然陷入一种深刻的分裂之中，极少部分人，以极其恶心与肮脏的行为，将他们与所有的北大师生校友分裂开来。当教授在课堂中挥洒才情指点江山之时，脊背却阵阵发凉，唯恐有信息员与义愤填膺学生的举报；当学生奉行师长所言追求真理独立思考之时，却不得不提防周围信息员的汇报与检查，乃至会商制度无微不至的关心；对食堂涨价与校内交通混乱的抱怨，随时可能成为思想偏激与谈话考察的基本依据；论坛对于任何北大的意见与反思，都成为了敏感话题而无法显示；任何学生对于北大提出建议，都怀着要受到删贴与谈话的忐忑心情，总而言之，一切对母校的深切感情与关注，被诬蔑为别有用心与思想偏激。

十九世纪，德国的独裁者腓特烈威廉三世，可以荼毒他的国家，却不敢视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由传统于无物，不敢将监视与举报带于学术自由之上，更不敢将这个学校追求自由与思想的师生诬蔑为思想偏激与别有用心，甚至扬言将他们送入疯人院。这是大学尊严的明证，更是对真理与学院的敬畏。而两百年后，在我们这个共和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出如此丑闻，将审查与举报视为家常便饭，将践踏自由的会商制度看作是制度创新，将钳制思想的谈话看作是关心帮助。

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感谢北京晚报将这一切全盘托出，感谢新京报正在介入，更感谢诸如李承鹏于建嵘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开介入，感谢门户网站将此制度彻底曝光于头版头条。这并不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早已习惯了冷漠与麻木，北大人在面临会商制度之时，旁人又何必顶着众所周知的风险为你出头呢？

因此我们需要感谢旁人的友谊与善意，这种善意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我们知道，有的人会将此看作是对北大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当作对北大不负责任的指手画脚，并且可能未经我们的同意，代表北大斥责他人。

当我们的同龄人在普林斯顿的拿苏堂前，马萨诸塞的哈佛庭院中，耶鲁的康乃狄格楼中谈笑风生激扬思想之时，定想不到，这些在他们看来如空气一般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校园，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奢望与乞求，这不仅是北大提出思想自由近百年之后的耻辱，更是我们与欧美一流大学最深刻与根本的差距。

这并不是北大人的错。监控与举报从来都不是北大人的思想信仰，歧视与会商也从未成为北大的象征与精神，北大每位普通学生与教授，都是神往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骨与精神才来到这个园子的。他们对这个学校的精神与内涵怀着最为深刻的情感与坚持，为这片精神家园浇灌着自己的思考精华，而这会商制度却将横行于北大校园，成为北大形象的象征。

有人需要为这一切负责。他必须要为北大精神的沦落负责，为北大思想自由的丧失负责，为北大形象的一落千丈负责。会商制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需要对这一切负责。撤销会商制度，尊重北大自由之精神，是我们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这是每个普通的北大人，每个北大的普通学生，每个北大的普通老师，每个北大对母校怀有深切情感普通人的最普通而切实的请求。

我们终究相信，罪恶的制度最害怕的是阳光与真理照射，会商制度不会，也不可能在北大实施，但这需要你我的真正关注，需要北大老师如当年蔡元培校长面对残暴军阀气定神闲般保护我们，需要你我在这项制度面前，表达出自己的反感与不快，表现出作为一个北大学生老师，甚至是一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在这片土地上，奢侈品从来不是路易威登，而是尊严与自由。

但，我们义无返顾。

2010/3/26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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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文艺复兴

2011-03-25T19:49:00.000-07:00

我们时代的文艺复兴

——一个开放文本的未竟工程

史小博

今天幸得人人帐号解封，回头浏览自己的大学时光，才想起来原来我有过一段追求文艺的时光。追求文艺，无非是写写小说，诗歌，面对那些人类美好而伟大的作品而激动人心，感同身受，感到人类的事业便是我的事业，感到伟大哲人与我血脉相连。那时候搞搞文艺，纯是为大师的智慧而打动，绝没有想借文艺脱女生裤带的想法，虽然众所周知很多大师就是这么做的。

很可惜的是，那一段时间很快便结束了。以后便一直没有心情，没有机会，没有精力重温这段时光。不过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要做，我一直感觉中国之所以政治腐败，民生凋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艺未曾复兴。这个观点很惊世骇俗，但我觉得人性解放必须以文艺复兴为根基，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启蒙运动做底子，又怎能横扫全球，这个道理讲得通。

胡适先生曾经将新文化运动称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此后还带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后续工作，现在回头看来，新文化运动那一波成果是弥足珍贵的，但是也足够浅薄，即使算上清末一直以来的成果，把钱大昕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一起捆起来加上，恐怕也抵不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回望五四九十年，之所以二十世纪专制极权之祸荼毒中华，五四清算传统且不谈，我觉得缺乏原创力与灵魂精神是关键。八十年代本来是文艺复兴的大好时机，但是也被那一辈人同样没有抓住机会，李泽厚已算是一代领军人物。八十年代末的中国运动震惊世界，但是并没有伟大的运动并未催生出同样伟大的宣言与思想，就我所见，胡平先生所言已是当时之高峰。

中国现当下便缺一场文艺复兴，一场真真正正的文艺复兴，这复兴的标准很高，复兴搞不好，恐怕紧接着之后的政治改革也要搞砸。当年文艺复兴可谓是圣友如云高朋满座，文学上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为先导，艺术上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做中坚，科学上伽利略哥白尼更是井喷式发展。更不要说1789年伟大阴谋背后的刽子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牛顿洛克康德，简直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足以让观者醉生梦死激动不已，让后辈胆敢超越者信心全失裹足不前。

但是不能因为前人太牛逼，我们便不做了，即使可耻地失败了，只不过向人证明你是个傻逼罢了，而这是众所周知的。韩寒一直想遮掩独创团企图为所谓“文艺复兴”添砖加瓦的本质，最后再被做掉的时候，还是说了实话，“文艺不能复兴”。

具体这个工程由谁来做，我已经过了那个期望别人来做的年龄，既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便自己来做。达芬奇二十岁岁的时候不过是个绘画学徒，画蛋还不利索，但丁没读过书，二十岁只是一个四顾彷徨把生命交托给战场的大兵，康德哥尼斯堡本科毕业后九年才读的研，可不可以说是考研就考了九年啊。卢梭二十岁时沉溺于家庭教师鞭笞的快感，“正是这种惩罚注定了我终生的趣味、欲望和感情”，年纪轻轻就成了酷爱SM口味很重的怪蜀黍，在看个耽美小说就要坐牢的中国，恐怕很难幸免于扫黄打非。

说了这么多，只为了证明自己二十岁还是个一心向上作风正派的青年，即便不能为这场伟大的工程添砖加瓦，也希望获得一个端茶倒水的资格。实际上，在互联网改变全球结构的今天，中国的文艺复兴，自是每个人都有参加的资格，只要你反抗无趣，反抗绝望，向往自由，向往人性，便就是这工程的一部分。当年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为愚昧与无知掘墓之时，得到了恩格斯的无限赞赏：“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其实这句话也可以送给认真编写维基百科的每个人。

这便是我们时代的文艺复兴，一个开放文本的未竟工程。

说明：

自2010年9月份以来，因为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并未更新博客。因为人在墙内，因此对这个墙外博客的打理也疏忽了。前段时间广告被贴在了博客上，对订阅者表示歉意。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管理员的密码泄露导致的，也可能是我自己，不过我除了注册了一个流氓网站P1之外，一直是忠党爱国的好青年，除非ETS泄露密码，否则是万无一失的。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的博客，今后我也会坚持更新的。

史小博
2011年3月26日

中国梦：北大与南周的独角戏

2010-08-06T02:03:00.001-07:00

中国梦：北大与南周的独角戏

孙宇晨

可喜可贺，2010年7月31日，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近几年来最为光荣的一天，虽然是沾南方周末的光，虽然在座人士多数早已与北大毫无瓜葛，但光荣依旧是光荣，与耻辱无关，虽然如今的北大早已学术丑闻抄袭缠身，自阉三角地，承担维稳重任，跪地弓腰接受官僚视察，早非九十一抑或二十一年前那个扛起中国梦的北大了，但是南方周末仍然将“2010中国梦致敬盛典”放在北大，显然是有其深意的，而北大也欣然接受了这种深意。

这种信任让人感动，但同时也让人感到悲凉。北大之前的所作所为称不上信誉扫地，也算是不堪重用了，可是放眼中华大地，能扛起中国梦精神内核的，无论从名望来说，还是从实力来说，仍然非北大莫属。可以说南方周末也是悻悻相惜吧，从伟大的江艺平时代走来，南方周末饱经一次次残酷的整顿与内斗，在良心与世俗的选择与拷问下，大批核心记者与编辑流失出走，称不上毁于一旦，也是元气大伤了。

但是终究，新时期中国梦的大旗，仍然只得由他们来扛，真是不知这是北大之幸，南周之幸，还是一种不幸。中国知识界与新闻界的集体萎缩与蛰伏造就了今日万马齐喑的局面，有恃无恐的政治权力与肆无忌惮的金元高压使得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最有良知的人与媒体，都不得不放弃“说真话”的固有坚守，而仅仅将“不说假话”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

固然，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中国的今天，我们早已不报更多的期望，南方周末、北京大学，他们与我们的理想一样是肉体凡身，在诸多庸俗而可怖的丑闻与禁令中挣扎，在坚守良知与奴颜婢膝之间选择，甚至大多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屈服，退居于正义与良知的最后一道防线，苦苦坚守。

这就是我们这时代残酷的现实，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北大与南周无助而孤独的独角戏。所幸，这台独角戏还能够唱下去，这台独角戏还能够唱得好，这台独角戏还能够让我们重温久违的感动。

对于这一次敏感词级别相当高的合法集会，当日北大官方高度戒备，处理极为小心谨慎，交通与资格审查当天极为严格与仔细，以至于造成了盛典当天会务组织混乱失当。对此我们深表理解，当天的敏感词有北京大学，有南方周末，还有诸多游历于敏感词与非敏感词，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敏感人士，而且众所周知，他们当天的集会言论在中宣部看来，不算是无法无天大方厥词，也算是高度符合敏感词列表标准了。

更要命的是，当天竟然还有1700名敏感词的支持者与拥趸前往现场，在这个三人以上集会就能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草木皆兵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感谢国家，感谢国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与忍让”才让中国梦盛典得以在北大圆满与混乱中结束。

在这个中国梦权利被高度垄断的国家，在这个只须做大国、领导梦而不许做草民梦的国家，在这个草民只适合做噩梦的国家，中国梦盛典告诉我们：“如果所谓大国崛起，是人民引以为豪的军事耀武扬威，是经济的财大气粗，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宁愿它不崛起。这种崛起将最终带给人民灾难。”

在这个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与戒备的场所，在这个有关部门横行无忌的时代，中国梦盛典看着这中国“最高的保密机关”说：“我的中国梦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这大一统时代精神压倒一切，官方唯我独尊话语体系统帅一切的国家，龙应台站在中国梦盛典的讲台上宣告：个人权利、言论自由，每个人寸土必争，绝不退让，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如果两岸在文明价值观没有共识，血浓于水又算什么呢？

虽然周四一早，我们翻开崭新一期的南方周末时，这些字字铿锵掷地有声的言辞早已化作一团青烟，似乎竟没有说过一般。南周究竟还是害怕这带有挑战性的词句被送上中宣部领导的桌面，害怕周四一早，来自北京的加密来电在总主编的桌上响起，我们这个时代，早已不是做贼心虚的时代，乱臣贼子全部列席于主席台之上，做贼者有恃无恐，正义者提心吊胆，此之谓也。

周四一早的南周文化版是中国梦盛典的八卦合集，实际上这也未尝不好。里面提到一个特殊的细节，二十三年前，崔健这个热血青年，在北大举行地下演唱会，因害怕和激动而浑身发抖，所有观众站着见证了这催动人心的一幕。而二十三年后，他早已功成名就，北大提供给他一个舞台，他仍然要求全场观众起立，对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表达致敬和怀念，在崔健歌声中，全场一片沸腾。

二十三年前，崔健的歌声与激情能够感染我们的父辈，见证他们的青春与勇气；那么今天的崔健依然能够打动我们，能够唤醒我们的理想与激情，因为在这二十年，我们与我们曾经年青的父辈一样，分享着一个梦想，一个百年未曾实现的梦想，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中国梦。

2010/8/6

于南方周末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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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交换
SunYu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Peking Un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Arts